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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回到家里,董柳倚在沙发上看电视,饭也没做。我说:“什么时间了?”她说:“还吃饭干什么?”我一听这口气就慌了,跑到厨房去做饭。董柳闯进来,把淘米的锅往地上一摔说:“你在外面做的好事!”口气很严厉,声音却并不大。我弯下腰去把锅捡起来,想着是抵赖呢,还是承认算了。我慢慢直起身子,把锅放到台板上,又蹲下去收拾溅在地上的米。董柳一把将我扯起来说:“外面人都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以后叫我怎么出这个门?让我被人家戳脊背!怪不得这几天走在外面脊背上后脑勺都发麻!”我说:“怎么呢,怎么呢,值得生这么大的气?”我打算承认了。她一推一推把我推到客厅,说:“一个女人,这些事情不生气,那还有什么事情生气?就不说对得起我,你对得起我一波吗?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那样窝囊的时候我都没说过你一句,换世界上第二个女人她做得到?你变心吧,你变了心我把你的东西割下来,让你在别的女人那里当不了男人!”我说:“我不好你把我丢了,去追求新的爱情。”她马上说:“那没有用,男人总是男人,换个人他还是男人。男人我都看透了,就是夹不住那一泡骚,捣腾完了他就安神了,我看透了。”我说:“轻点,轻点。”打算去关窗户,一看窗户已经全关上了,“轻点,关键时刻你不能向别人提供炮弹来轰我!”我想想董柳说的也是真的,她苦了那么多年,孟晓敏做得到?我知道赖不掉,打算先跟她晓以利害,把家里的战火平息了再说,就避重就轻地说:“去年……”她把手掌当做一把刀从空中劈下来,把我的话砍断了说:“屁话,你要说就老老实实说,别想轻描淡写!”我连连点头说:“我是老老实实说。去年……”那把刀又从空中劈下来,说:“去年?那一年你到北京去就是跟那个妖婆借的钱,前年妖婆带了表弟到我们家里来,还装模作样当我的面批评你几句,戏演给谁看呢?妖婆还帮自己的情人介绍过对象呢!你喜欢她你就做第三者去挖墙脚,挖下来算你的本领,你认识我干什么?”我一听梦醒了似的,外面人传说的原来是小莫!我试探着说:“你听谁说的?”她说:“要别人说干什么?我都当面看见了。别人都把你告了!”我把茶几一拍,气壮如牛地说:“别人陷害我你也跟在后面跑?我到厅里来十年了,我跟莫瑞芹?你听谁讲的?我当面去对质,看那条长舌头看见什么了?”董柳说:“你刚才都承认了,又不承认了?”我不理她,抓起电话就拨通了卢书记家,说:“卢书记,我们家里现在变成战场了,东西都打烂了好多,外面的谣言传到我家里,董柳说组织上都认定了我有问题,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我请组织尽快把事情弄清楚,这是陷害,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来一个粉红色的传说,这是政治陷害!董柳要跟我离婚,报告都写好了,逼我签字,下午就去办手续。先吃饭?到现在饭都没做。董柳还发疯说要抱了儿子去跳河,如果结论不尽快出来,真出了问题,那怎么办?”卢书记马上要董柳接电话,我把话筒递给董柳,凑在她耳边说:“哭,哭。”董柳一边听,一边使劲地把鼻子抽了几下,又抽了几下,抬起胳膊去擦眼泪,真的哭了起来。
我把事情的利害跟董柳讲明了。她见我说得斩钉截铁,将信将疑说:“你自己都承认了的。”我说:“那是我懒得跟你解释,反正已经闹到组织上去了,让他们去作结论。你如果也跟在陷害我的人后面跑,假的就成真了。别人说,池大为的老婆都说他有问题。我怎么解释?”好不容易把董柳说服了,毕竟她还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吃过晚饭我提议到楼下去打羽毛球,董柳似乎不情愿,可还是带着儿子下去了。打球时董柳不停地叫“大为大为”,很兴奋的样子。快天黑了,我们两人又牵着一波到大院门口去散了一会儿步才回家。
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毕竟匿名信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我倒希望写信的人有进一步的动作,那样能够更进一步证实我的清白,也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下一次就不会有人跳出来了。他没有进一步动作我还感到有点失望。我向卢书记提出了追查写信者及其动机的问题,卢书记说:“事情到这里就打住了吧,难道还报公安局追查?”我说:“陷害者你今天饶了他,他明天又卷土重来,他捅一刀子是可以捅死一个人的。”他说:“算了,老池,算了。”我只好算了,但遇见马厅长孙副厅长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知道查是不可能查的,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也不是一块面团凭人怎么捏都行的。
谁知一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董柳接了,那边没说话就挂了。董柳用怀疑的神态看着我,我说:“看着我干什么?”过一会儿电话又来了,依然没说话就挂了。我想一定是孟晓敏,在这种时候她还来给我添乱!第二天上班我找机会出去,把她约到裕丰茶楼。我一见面就说:“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去?”她噘嘴说:“那要我到哪里去找你?你也不给我打传呼!”我没跟她讲厅里的事,不然她知道我怕这个,反过来将我的军怎么办?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上次你在电话里的一句话,我想了几天,越想越想不通,你倒给我说清楚了。”我根本想不起来,她说:“你自己说过的。”说了半天才知道是“事情大小”那句话。她说:“你说清楚,你到底把我放在哪里?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知道女人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讲道理的,就说:“你是大事,其他事都是小事。”她马上说:“不对,我们的关系是大事,其他都是小事。”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她说:“对吗?对吧?那你说你把我怎么办?这样不明不白都有一年多了,我不愿这样下去,你离婚吧。”我吓了一跳,说:“不敢,不敢。”她说:“你怕老婆?你怕我不怕,我去找她谈,我心平气和跟她谈,相信她是懂道理的人,没有感情了,还捏在一起,对两个人都是痛苦。”我望着她,不认识似的,小小女孩二十出头竟有这样一份勇气?这倒使我怕了起来,又感激她为了我竟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说:“这么急干什么,你还没老!”她说:“你知道这一年我放弃了多少机会,又失眠了多少夜晚?别人晚上成双成对在外面走,我就在楼上看着他们。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也为我想一想吧。”我想着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不起董柳更对不起儿子,而且进步要大受影响。可拖下去那将来我欠她的就更多了,女人有几年青春?到那天她更理直气壮了。就这么了结呢,我又实在舍不得。沉默之中她说:“你给我一个说法,我等也要有个尽头。”我说:“晓敏,我喜欢你,但是,”我停下来,在内心积蓄着残酷的勇气,“但是,”她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但是,我不能离婚。”她马上把头伏在茶桌上,又一下一下地在桌面上碰着,我马上扶住她的头。她说:“池大为,我看清了你,男人都是自私的人。”我扶住她说:“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她用力甩开我,说:“看清了看清了看清了!”又扑到我怀中,疯狂地吻我,泪水渗进了我的嘴角,说:“这是不是最后的结论,你告诉我,你今天要说一句真话。你今天说了真话,我还能活下去,你再不说真话,到以后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看到她如此疯狂,我庆幸自己还是有所克制,还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界线。我说:“你坐好,我们好好说话。”她坐好了,我慢慢喝茶,把话扯开去。她说:“大为你不要说别的,我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被逼得没有办法,说:“我不能离婚。”她忽地笑了说:“池处长,谢谢你的诚实。”又嘿嘿地笑,笑得我心里发冷。她说:“我先走了。”背着挎包,头也不回走了出去。我猛地跳起来想叫她回来,在包厢门边停住了,叫回来又怎么办?我拍着额头,咬咬牙,没有开口。
过了几天我在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话筒的手感有点不对,看一看还是那部蓝色的电话机,再仔细看才发现已经换了一部电话机,这是一部来电显示电话。董柳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传说启发了她的警觉。
经过了这件事,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念头,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会不会对着我撞过来?迎面那部汽车或摩托车的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经常神经质地往街边一跳。好多次汽车在我的躲避中从身边开过,我下身的隐秘之处就会有一种又麻又凉的中了电的感觉。我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世界了。
七十四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地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然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得到我?”我把地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子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心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
几个月没见面,刘跃进他变了。其实我知道他们分手是早晚的事,本来还担心他会不能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还是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本来还替你担心呢。”我忽然有了强烈的冲动要把那天晚上看见凌若云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还是含住了。他刚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面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友,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能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决定的。我不但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要更困难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
我说:“大家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悟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其实还是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一直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承担,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觉,空空洞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沉重,很可怕。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于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力量比人的意志更加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改变,这一点我已经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看重权钱的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嘲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最近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我讲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当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好多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空洞洞大而无当的话,我讲着心里也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消解了知识分子。它还是一种人生观,活着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白要面对自己,要抓住今天。大概念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金钱如粪土?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功夫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程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理解,然后改变一切。读书人不可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建立一套价值体系,建立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产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依我看,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还是精神文明的堡垒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开口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那套虚的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
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可能有关。如今写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没了。”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吧。时代变了,古代的读书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对各自的那渺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斩断。他们还存在,却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泥牛入海。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现在人人精明能干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承认眼前的利益,不承认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我说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于是自我便是世界。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看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他们说什么并不妨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妨碍自己说什么,他们在两极之间自由地滑动。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大家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就说我吧,我是赢了,还是输了?”
他沉默良久,点了点头,说:“我说孔子死了还有另一条理由。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已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却如此明显。人们看透了这一点,放下了精神高贵,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王朔是痞子,他还算痞得真诚,那些痞得虚伪的人,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古人可以凭人格力量做个布衣君子,今天谁称自己是布衣君子,那不是强者的笑柄?观念一旦改变,我们甚至不能说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能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是小人,自己是君子?没有了小人君子之辩,孔子他不死?承担和牺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的这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也难有重建的可能。我说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却也看到这是历史必然,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如果说孔子还剩一口气,那就是食色性也,连我都要拿起这个武器大胆地走向堕落了,我只恨自己堕落不了!”我说:“像你一个知识分子,要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又谈何容易?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下得了这个杀手?我特别能理解你。堕落也要有残忍的勇气呢。”刘跃进说:“我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很惭愧,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变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对世界我已经是心灰意冷了,倒是有了一种堕落的勇气。有时候又想,绝望的反面就是希望,物极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义对人的征服是永恒的。”我说:“真有那一天,你刘跃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的等待和牺牲只有靠历史学家来考证了,但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没有这样一份闲心。”他拍着自己的头说:“是的,是的。现在是从个人看世界的时代,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起点变了,世界翻转过来了,从世界看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对世界的那点意义世界是体会不到的,一只泥牛填不平大海。大为我也要学你呢,要活出一点滋味,算算在世界上只能活一万多天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可当个旁观者又怎么对得起这点岁月,又怎么能活出滋味?人活着吧,就是活那点滋味!”他说着把嘴唇咂了几下,“那点滋味!”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了震惊,虽然这样的想法也是我曾经有过的,但现在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特别是从刘跃进口中说出来,我还是感到了震惊。别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这更使我相信,时间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谁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没有意义。历史就是历史,聪明的人,倔犟的人,都拗不过历史。我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现在的主动而感到庆幸。
很晚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上他忽然浑身摸着说:“地图带了没有?哦,在这里。”又说:“你猜我要这张地图干什么吧?有出版商约我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香港。条件是第一页就要上床,要写细节。我想想钱来得快吧,就答应了。弄得好了还可以拍电视连续剧,那就不止三万块钱了。”我觉得他有点可怜,教书先生没见过钱,三万块钱就把头低下来了。我说:“出来了拿一本给我看看。”他说:“我用化名,用真名把我的名声都败坏了,也就是临时骗它几个钱。钱这个东西不能说它不好,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长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为主人服务,管那个人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那个出版商离王八蛋也差不了多远,有了一把钱就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我暂时忍下这口气,骗点钱再说。你想不到我也会这么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来了,内心的约束解除了,人也轻松了自由了。”我没想到刘跃进他会说出这么一大篇话来,早几个月他还在说我和胡一兵呢。
刘跃进走了,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精神绝地。最后我叹一口气:“不知不觉,三千年一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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