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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琅環福地潮汐泉（第3页）

少嫆好不感激，本想悄悄退开，可好奇心还是战了上风：“子献哥哥，你说的评田定产是何意啊？”

“这是大禹‘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创举，他评田定产就是为了开征贡赋啊。《禹贡》中载，大禹将天下田地赋税分为九等，一等最高，九等最低。因顾虑到各部族间贫富有差，大禹没有武断地一刀切，而是先品评各部土质物产的优劣，以此来定夺交纳多少贡赋，他治水而平土，平土而定赋，浮水而输贡，并进而确立了以贡赋为大致内容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制。”

（五服：五服一词最早在《尚书 夏书 禹贡》中出现，此时的“服”指的是地域划分的范围。古代王畿外围，方圆每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五个区域，合称五服。大禹将区划与贡赋相结合，实际是把当时政权所在地设计成世界或宇宙的中心，是一种古朴的、理想化的行政制度，是原始的大一统政治理想的体现，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有积极作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所言“税收是文明的对价”，追溯远古，人类如何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答案一定与税收密不可分，《禹贡》的记载对此有所印证。“对价”原本是英美合同法中的重要概念，其内涵是一方为换取另一方做某事的承诺而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代价或得到该种承诺的承诺。即指当事人一方在获得某种利益时，必须给付对方相应的代价。在这里，顾名思义就是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税收的基础之上的，要实现文明必须要实施税收，二者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税收就没有文明。中国税收的起源，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成长，可以说发端于大禹治水，另《孟子·滕文公上》说：“夏侯氏五十而贡”，也说明古代税收始自夏朝。）

众人听了无不叹服。

“大禹真是睿智博通啊，竟能琢磨出这法子来。”

“原来治水之前尚须治税！此后粮草供应源源不断，可以放下心来应战水患了。”

“《禹贡》果然博大精深，囊括万千，奠定了华夏九州五服的理政格局。”

“是啊，这一篇读下来，不仅学到了地理、还有治理、更有道理 。”

子默起身，慢踱两步，仰首道：“说到评田定产，开征贡赋，大禹为何先评定冀州？因为冀州是舜帝所在，百姓教化，白壤肥沃，物产丰饶，赋税是第一等，乃天下贡赋源起之地。”

（白壤：《禹贡》中“九州”之土壤有五色之分，即黑、白、红、青、黄五色，现代学者分析，此五色之分应不完全是根据实际地理观察的产物，大概是以颜色象征四方（五方）之传统，参考文献：《尹荣方：大禹治水祭仪真相》。）

“原来如此。”

姐妹们纷纷应声，不觉一齐骄傲起来。

见大家讲得头头是道，少姝按捺不住，抿嘴笑道：“关于大禹开征贡赋的妙策由来，我倒也听说过一则小故事。”

“还有故事，少姝你说说看。”王文娟也不泛困了，催促道。

“话说禹有了疏导治水之法，粮物补给上却仍是犯难，他意识到随着治水范围越来越大，物资仅由部落联盟提供，显然根本治不起水，左支右绌，入不敷出，于是，连日陷在苦闷之中。不知是上天启示，还是巧合，他低头之际，见一队蚂蚁驮着食物、排着长队打脚边而过，便俯下身子，百无聊赖地用一根小木棍将一只蚂蚁拨离了队伍，将它扛的粮食弄掉。小蚁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拼命找粮，重新背起搬运，又回到了队伍当中。禹不无感慨，‘弱小如斯都懂得囤粮，且自觉有序啊’，他身旁的随行却道，‘怕也不全是自愿吧！是那深居穴中的蚁后定下的‘规矩’，找来的粮食不能独享，要囤积起来支配，若蚁后饿了肚子，产不下后代，蚁族眼看就要衰败而亡’，就这样，蚂蚁运粮给了大禹启示：治水所需用度，亦应在各部族之间强制分摊，定期供应，如此方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于是，治水到了哪里，他就把评田定产、开征贡赋的办法推行到了哪里，从此，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夏后氏五十而贡”句：出自《孟子·滕文公》，记载最早的夏贡，即按产量征收十分之一的实物；助，是借民力以耕公田的制度，公田的收获全部归统治者所有；彻，即贡和助兼行。所以据文献记载，夏朝开税制之首创，有人认为，从贡助彻的逐步变化，可以推断出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脉络，作为新时代的税收工作者，写字过程中，忍不住把“本职”工作的渊源稍加探寻一下。）

少姝轻轻巧巧地说完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很是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