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读小说网

第10章（第2页）

下午苏主任带两个人来招待所说：“汇报一下工作？”江主任不做声，徐徐地坐下来，缓缓地环视着几个人，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拿出笔记本，哼哼几声说：“大家谈谈。”又对我说：“小池你记录。”苏主任把基本情况介绍了，然后说：“这两年我们这里涨了大水，湖水漫过了大堤，把钉螺带过来了，这样发病率就提高了，基本上是慢血，一时半会儿不要紧，可长期降不下来，也是问题！要降下来，还是要靠省里的支持。”江主任笑了说：“每次说到工作就少不了讨价还价，血防药物专营，有的省已经开放了，我们给你们顶住了，这就是最大的支持。钱每年也按时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病率还有所提高，那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苏主任不做声，望我一眼。江主任说：“小池等会儿再记。”我就停了笔。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我们没作普查，但我们有感觉，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我带了他们几个长期在乡下跑。”他头转向旁边的两个人，那两个人马上应和说：“苏主任天天在下面，他老婆都有意见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的上升的确有不可抗拒因素，洪水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够挡得住的。”江主任说：“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不太合适吧。”苏主任说：“那厅里的意思？”江主任说：“基本照旧？这已经考虑了涨大水的因素了，不然指标还应该降下来，否则那些经费都干什么去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原来的指标，我们按厅里的精神，已经压了好几年了。卫局长的意思，今年还是要实事求是，内部掌握一个数据，争取省里更大的支持。”江主任说：“什么叫内部掌握？那不是公开弄虚作假吗，那还了得！”我说：“你们估计现在的发病率？”苏主任说：“百分之六左右。”我吓了一跳，这不比上次统计高了近一倍吗？江主任马上变了脸色说：“你们作了详细调查没有，说出这么个数据出来，那就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不说省里，部里都要惊动。老苏你说话要负责，不能老想着经费，就信口开河。这么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的。厅里每年追加经费，发病率倒上升了，你想想你们的工作吧。”苏主任搓着双手说：“工作没做好，没做好，主要是去年涨了水，在沿湖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才退，钉螺都过来了。”江主任说：“如果你刚才说的数据是真的，我想厅里马上会引起高度重视，恐怕审计处也会要来人，看看你们的经费是怎么开支的。”我觉得好笑，怎么开支的，两条高级烟还在江主任你提包里吧，居然也可以如此义正词严地说话。什么叫演戏？具有表演的才能，很重要，很重要啊。苏主任慌了说：“我倒是没作普查，可能是夸大了，夸大了。”江主任说：“以前没有吡喹酮发病率还控制在百分之四以下，现在用吡喹酮了，药便宜了，药效提高了，发病率还上升了？”苏主任说：“依厅里的意思，照旧，照旧。其实卫局长的意思也跟厅里一样，只是照旧了，经费还是要跟上才好。”江主任说：“完成了调查再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确定抽样调查的地点，苏主任建议定在沿湖的长港乡，江主任说：“还是丰泽乡吧。”丰泽乡再过去就是丘陵地带了，我忍不住说：“丰泽乡快到山边边上了。”江主任望我一眼，说：“长港乡发病率肯定高些，也没有代表性，丰泽乡的代表性也不充分。”江主任的意思是定在两乡之间的五华乡。苏主任说：“五华乡离湖有那么一段距离，洪水从来没上来过。”求援似的望着我。我说：“江主任说得有道理，不过……”江主任也不望我，眼皮眨了几下，我不再说话。江主任说：“如果情况变化很大，厅里惊动了，会来人的，说不定部里也会来人。”苏主任就不再说什么，接下来又把工作程序商量了。离开的时候苏主任说：“说实话县里跟卫局长打过招呼了，尽量要把这次的点定在沿湖的几个乡，调查血吸虫嘛。”江主任说：“你们的意思我也懂了。经费问题，全省统一安排，能倾斜我们尽量倾斜。”苏主任说：“厅里的意思我向卫局长汇报，县里还可能会出面向厅里汇报一下。”江主任面无表情冷淡地说：“那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白白地等几天再开始工作？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首先我有不是，其他人吧，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苏主任连连点头说：“好说，好说。”就走了。

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有时极为敏感，有时又极为迟钝，要看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才会打开。我没有应和他的话，他也没察觉什么，又说：“小池你是厅里的人，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可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你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你就别想再爬起来了。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可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个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你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可能吗？”又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没有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做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酮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要不是有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他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我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走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那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一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四十五

回到厅里我们十个人住进随园宾馆，把材料凑在一块，在丁小槐的主持下，讨论了两天，写出了调查报告的提纲。丁小槐把提纲拿回厅里去了。我们玩了一天，他回来了，把厅里的指示传达了，对提纲作了几点修改。几个人分头去写报告，交流的时候大家隐约闪烁含糊其词地开着玩笑。一个人说：“我们这个报告的精确程度天下少有，都到小数点后面两位了。”另一个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当然也离不开江主任的领导。”江主任装作听不懂其中的意味。我想着这么大的事居然也可以这样来操作，真的不可思议。开始时一个大人物有那么个意思，结论也就真的被扭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我这才知道大人物的意志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想一想天下不知有多少事情并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心中就发慌，感到恐惧，我们看到的世界原来是别人愿意让我们看到的样子。

发病率比上一次统计还是有所提高，原因是连续几年涨大水。下一步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把发病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二以下，我知道三年以后的调查数据这也就出来了。报告作最后的定稿时，我还想挣扎一下，说：“这几年连续涨大水，发病率可能会提得更高一点，涨了大水。”没有人接我的话，好一会儿有人说：“算了，大为，算了。”我说：“那就算了？”望着江主任，江主任说：“总不能再下去搞一次吧。要不然你跟丁处长马厅长汇报去？他们说去第二次，我抓起行李就走。”大家都笑起来，我也陪着挤出一个笑脸。我看着他们心里想：“你们都是人，还是知识分子，一个个聪明过度，把世界看透了，就是没人愿出来说一句话。”我想把问题提出来，有几个人应和，情况也许会有所改观，可就是没人响应。一声算了，就把那些苦人儿卖了。不说良心和责任，大家都是学医的，说人性吧。一份报告一百多页，又是图表又是统计数据，装订得像一本书，准备报到部里去。总结会是丁小槐主持的，大家都说这次的数据是历次抽样调查中最准确的。一个人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我捏着一把汗，怕丁小槐听出其中的意味而把脸放下来，他也不傻，他不知道底细？可丁小槐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反而面有得意之色。这使我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性的盲点，那些好听的话能够如此有效地瓦解一个人的判断力。以后有什么好听的话尽管放胆说出来，首先自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千万不要怕肉麻，也不必担心被奉承者会承受不了。要办成什么事，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报告报上去了，我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当年父亲和我挣扎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处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公正会在时间的路口等待那些无助的人吗？我不能骗自己。我沉默着，我只能沉默，可沉默就是参与，我参与了。好多次我在突然之间有一股热血涌上头顶，吼一声吧，吼一声吧，我有吼一声的责任。这么吼一声的机会，人生能有几次？就在我似乎下定决心的时候，反过来想一想那些促使自己吼一声的理由，都不那么稳妥。我决定放弃。

一个周末，在省城工作的十来个中学同学到胡一兵家聚会，大家七嘴八舌说起社会上的怪现象，我就把这件事说了。我以为他们会感到惊异，可他们听了也没有特别的反应，只当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我试着说：“这件事我不捅上去肯定没人去捅，难道就这么算了？”胡一兵说：“算了的事有多少，为什么你这件事就不能算了？你以为你是谁吧，各人管自己的事，上帝管大家的事。公道主持不完，人生却只有一辈子。”刘跃进说：“一个名记者都这样说话，人性还有什么希望？”胡一兵说：“我已经不是记者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良心的负担了，我就是负担不起才改行的。”他这时候正为贷款的事头疼，一心想着怎么把建设银行的信贷员拉下水。我说：“我就是在其位嘛，我要是没去搞调查也就不想吼那么一嗓子了。”大家又感叹生活中有两种逻辑，良知的逻辑和生存的逻辑，按理说这两种逻辑应该一致，尽良知的责任就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像那两个美国记者，把水门事件那么一曝光，自己就成了名记者。刘跃进说：“胡一兵你现在是商人了，戴一副孔方兄的眼镜看世界，看什么都是孔方兄，整个一个经济动物。”胡一兵说：“刘跃进你站在讲台上讲什么精神，道理一串一串红辣椒似的，煞是好看，真碰了什么事，砂子都搁在眼睛里。你们那里件件事都是公正的？我没看见你跳出来吼那么一嗓子。”这么一说刘跃进马上气馁了，空洞地说：“那也不见得，那也不见得。”我说：“话别讲散了，伞别撑开了，那你们的意思，我就不跳出来算了？我真的不相信一件事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就是说不明白！”大家都笑了，说：“池大为到底比我们多读几年书，书生气硬是重一些。”胡一兵说：“几千年都没讲清，轮到你就能讲清？讲得清屈原也不跳江，岳飞也不被杀，刘少奇也不死得不明不白，还有你自己的父亲，怎么样？你跳出来那不是鸡蛋碰石头，简直就是鸡蛋碰地球。”他这一番话，把我的勇气又打下去了。我说：“你们坐在这里谈玄很轻松，没看到那些病人有多么可怜。世界上就是有两种人，一种是命都不值钱的人，一种是政绩和面子重于泰山的人，第一种人总是为第二种人不断地付出代价。”这么一说，刘跃进就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右的，彭德怀上了万言书，突然转向反左，结果是三年苦日子，人都饿死了。

这时有人叫肚子饿了，催胡一兵去做饭，胡一兵说：“我这就打电话叫唯一酒楼把饭菜送来，我早就订好了。”我说：“你一边为贷款发愁，一边订酒席。”他说：“钱用惯了就收不住手，怎么也收不住，哪天不用百把块钱就丢了魂一样。”刘跃进说：“市场就是这样把人活活地给同化了。”一个女同学说：“胡一兵你再找一个，至少有人做饭给我们吃吧，别结一次婚就吓怕了，女人不是老虎。”胡一兵说：“还是一个人自由，一个人好。”女同学说：“男人真的好残忍啊。”

吃着饭我说：“我的问题还是悬着呢，大家说怎么办？”胡一兵说：“就这样办。”说着做一个睁只眼闭只眼的怪模样。刘跃进说：“你这个家伙太歹毒了。”胡一兵说：“我是蛇窝里爬出来的吗？”我说：“对不人道的事情我真的不能沉默，沉默就是参与，太对不起那些病人了。”刘跃进说：“我们这些人都临阵逃脱，还能指望谁坚守在那里呢？”胡一兵说：“大为你如果实在觉得过意不去，等我第一笔生意做成了，我出两三万钱买一批药送去，顺便在电视台找一个哥们儿去给我报道一下，我也不亏。”我说：“两三万能救几个人？”他说：“你要把自己看成上帝，那我就没办法了。”又有人说：“胡一兵你在电视台熟人朋友多，搞两个记者去报道一下，也做一件好事。”胡一兵马上说：“你们真的把记者看成了上帝。这些没根没底的事也去捅，捅出祸来了脱得了身？再说谁也没有确切的数据，就凭大为一张嘴说？小人物把命拼上，也动不了世界一根毫毛！照理说装聋作哑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你不装聋作哑就让你不配做一个人。”听了这话我骇然心动，又觉得这也是放弃的一条理由。人作出牺牲，需要充分的理由，如果什么也改变不了，牺牲就没有意义了。我说：“这件事我心里实在放不下来，可也只有放下来，我的脚下没有路。”刘跃进说：“路就在你的脚下，你没有勇气走。你明知路在哪里，又装着没看见。”我说：“我敢走吗？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又筷子点着桌上的菜说：“人吃动物，人其实比动物更可怜，更可怜！”说着夹起一片肉往上面一抛，张口咬住了。有人说：“大为你心里实在过不去，我出个主意，你就装作是长港乡在省城读书的大学生，写封匿名信到卫生部去，再写一封到报社，你不露痕迹，鬼知道是你写的？”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式不错。胡一兵说：“除非你真的不露一点痕迹，否则领导不是傻瓜。你要在圈子里讨生活，又要有怀疑和批评的想法，这不合逻辑，这是你们的可悲之处。”那天从胡一兵家里出来，我心里坠着铅似的。下楼时胡一兵说：“大为，算了，想着自己不是上帝就别让自己操这份心了。别人不知道你，我是知道你的。你就是想反抗碌碌无为的生活，给自己一个证明，池大为这个人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我知道你。我吧，我不再怀着幼稚的使命感面对世界，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幻想。我要给自己一个证明也得先保住了自己，我比你就多了这么一点。”我说：“你比我不是多一点，而是少一点。”我理解他，失去了信念，就失去了承担和牺牲的理由。

四十六

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了这根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而不可自拔。因此承担哪怕是痛苦的承担，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出来。

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写了三个晚上，反复斟酌，写完了这封长信。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走到楼下，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一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我抬头望着天空，几颗冷星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回到了从前。

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觉得有了问题。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一些术语，还有调查的情况，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我又设想着写信者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把调查的情况也说得抽象一点。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了，我又往回改了一点。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复印了几份，看着打字小姐把信从电脑中删去，又交待她如果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贴到信封上。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信一共三封，陈部长一封，国家血防办一封，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

我准备第二天把信发出去，贴邮票用的手套都准备好了。这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去监察室找小莫，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马厅长。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侧了身子等他过去，叫了一声：“马厅长。”他叫一声“小池”，又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那么一笑我觉得颇有深意，他是不是知道我在干什么，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还是放心不下，总感到那一笑有一种神秘感。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印象，我反复回想那种笑的意味，越想越模糊又越神秘。我给自己打气说：“吓自己干什么？”可越是安慰自己，心里就越紧张，一时似乎失去了勇气。我反复对自己说：“要相信科学。”无论如何，马厅长都不可能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我才安心了一点，准备按计划行事。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一进门就感到董柳的神态不对，我赔笑说：“今天还不算晚吧？”她不做声。我去拍她的肩，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了，火气不小！我说：“又怎么了？”她说：“问你自己！”我说：“我犯了哪一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一波生下来不久吧，我在董柳面前就变得非常被动了，总是逃不脱被抱怨和指责的命运。我反抗了几次，没有用，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被动。我感到悲哀，一个男人！可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局面，我的确也对不起妻子儿子。我赔笑说：“我到底犯了哪一条？”她生硬地说：“你做的好事！”我吃了一惊，想到了那封信。我说：“我做了什么坏事？”她说：“你从来没做过坏事，全部是好事！你还让不让我和一波活？”我赔笑说：“这么重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张纸说：“这总不是别人塞到我们家里来的吧！”我上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随手就塞在毯子底下，不料被她看见了。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还到上面去告状，缺氧了吧你！只要转下来一查就知道是你，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蠢！”我说：“我一没写名字，二没暗示自己的身份，连指纹印都用抹布抹掉了，谁会知道？”她不屑地嘿嘿几声，我心里直发冷。她说：“谁会知道？我就知道！卫生厅除了池大为谁还会做这样的蠢事？你以为领导不会看人，他不会看人他能当领导？”我说：“万无一失。”就把前前后后的事都对她讲了。她说：“大为我跟你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我马上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那些病人有多苦，我是跟你说过的。我们这些人，平时自己忍忍也就算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认一认真的。”她马上说：“如今的事能认真吗，傻瓜才认真！要说讲良心首先要对自己家里人讲！对自己家里的人不讲良心的人，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良心。”我用力挥一挥手说：“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她望着我，我望着她，两个人好像第一次认识似的。好一会儿她叫了一声：“大为！”双手扶着床沿，慢慢地跪了下去，膝盖在水泥地上移动着，把脸转向了我。我心中猛烈地跳着，像有一只手用力地扼住了我的喉咙，冲上去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她挣扎着又跪在地上，双手扶着床沿，指甲用力地掐进木头里面去，说：“你今天不答应了我，我就这样到天亮。”我说：“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你！你把这封信撕了。”我去搀她，她扶着床沿不肯松手，说：“还有！这封是复印的。”我打开抽屉把那几封信拿出来，塞到她手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床沿的油漆被掐掉了几小块，留下几个鲜明的指甲印。她站起来，坐在床上，拿起一封信，也不拆开，慢慢地撕了，撕得粉碎，然后又拿起第二封。最后一小堆碎纸堆在床上，看去像一个小坟堆似的。这时父亲的坟堆也在我心中浮现出来，我眼泪一涌，在泪水朦眬之中两个坟堆一虚一实，叠印在一起，都不甚分明。

董柳把夏天点蚊香的瓷盘找出来，把那些碎纸抓进去，蹲在那里，点燃了。火光跳跃着，映在董柳的脸上，忽明忽暗地闪。我用力盯着闪动的火光从中间迅速地向四周蔓延，中间的黑洞越来越大，一点白烟漫上来，弥散开去。一会儿火花熄了，只剩下一点泛白的灰烬，房间里也弥散着一股烟气。这不是我熟悉的烟气，近在眼前，又很遥远。当年父亲在那些寂静的夜晚把自卷的纸烟一支又一支抽下去，小泥屋中也有一股烟气。那种烟气我感到熟悉而亲切，却一去不复返了。等董柳做完了这一切，我从鼻子里发出几点笑声，就走了出去。

我走到大院门口，想走到街上去。出了门，忽然感到外面的世界非常空洞，又转了回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院子里静悄悄的，月光把我的身影投在地上，我想着现在只有它能理解我了。我晃了晃身子，影子也动了动。我暗自叹了一声：“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又望着影子摇摇头，“无人省！”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多钟，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晏老师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