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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绊脚石不是别的,就是我自己。这个念头从我心中掠过的一刹那,我忽然抬起右脚,踢在左小腿上。我腿一软,身子往前一蹿,差点摔倒,跨出一步,才站稳了。我骂自己说:“他妈的,下毒手啊!”不容自己再想就往回走。到晏老师家门口我马上按了门铃,怕自己犹豫。晏师母开了门说:“忘记什么了?”我坚定地说:“还想找晏老师说个事。”她马上夸张地露出惊讶的神色,又看一看手表。我进了屋说:“又来打扰师母您了,我经常来打扰,要是换了别人早就不高兴了。”她脸上缓和了一点说:“没关系。”我说:“厅里谁不知道您是贤内助,不然这么晚了我也不敢来了。”她笑了问:“谁说过这样的话?”我顺口说:“人人都这么说。”晏老师披了衣服出来,师母给我倒了一杯茶,这是头一次。又把电暖炉推过来打开了,这也是头一次。我没料到信口开河说句话有这么好的效果。她关上门去睡了,晏老师说:“人人都喜欢听几句好话,大为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一套了?”我说:“本来就是嘛。”他笑一笑。
晏老师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叼了一根。我说:“晏老师知道我今天想抽根烟?”他说:“看人还是看得懂的。”我说:“您帮我看一个人。”他把烟举了举说:“是看你自己吧?”我一拍腿说:“您是真人不露相啊,我觉得那几间厅长办公室,怎么样也应该有一间是您的。”他自嘲地一笑说:“等明白过来,已经过了气了。”我鼓起勇气抓住这个话头说:“那您看看我过了气没有?”说完这句话我如释重负,话题已经打开,也并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难堪。他吸着烟,不做声,我紧张地望着他。他说:“你三十多了吧?”我说:“三十四。”我右手比划了一个三,又一个四。他说:“也可以说没过气。”我心里一跳说:“那就是说,也可以说过了气了。”他点点头说:“也可以说。”我说:“没希望了?”他叹气说:“小池啊,早干什么去了?”我垂了眼不说话,叹一口气。他望着我,要在我脸上看出什么似的,半天说:“小池你吧,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不解说:“我一官半职都没有,怎么把自己看得太重?”他笑了说:“正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重,才一官半职都没有。你想硬着那口气甚至还要挑战,又想从中得到一切,那不合逻辑。大丈夫以屈求伸,伸着的人,谁不是屈过来的?做个大丈夫不容易啊,不然怎么叫做大丈夫?一个中国人,他把屈伸这两个字放在心里反复揣摩透了,他就有办法了。”他说着双手攥了拳缩到腋下,猛地打出来说:“屈就是蓄势,不蓄势能有力?把自己看得太金贵就金贵不起来,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把自己看成什么,才可能成为一点什么,一开始就把自己看成什么,那到头来什么也不是,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把自己看那么金贵,总想上面慧眼识英雄,可能吗?不合乎人性吧!屈原是你佩服的吧,还有李白,他们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怎么样?他们是几百年一遇的天才,才没被浪花淘去,淘去的就不知几何了。”我说:“把那些大人物一路数下来,就没有几个命好的,莫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跟他们过不去?”他又接上一根烟说:“小池还是想事情的人啊。他们才气冲天,不可拘于斗室之内,性情独异,不肯垂首低眉伏小。他们是为社会不容的人,官场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必须出局。这成就了他们,又祸害了他们,他们的一生无不悲凉凄惨。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他们在一种状态中,一个局中,他们面对的不是哪个人,状态是不可反抗的,因此连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是传统,但置他们于绝地的也是传统。”我点头说:“一想起这些名字吧,叫我屈我就屈不下去,有些话说不出口,说了就对不起他们。”他笑了说:“你刚才说师母不是说得挺好吗?顺着势去说,又不要你凭空捏一朵花出来说。”又说:“对不起?天下就没有对得起这些名字又对得起自己这一生的好事!”他指头点了我说:“连曹雪芹都做不到的事,你池大为想做到?那你比他还聪明?”我说:“做人真难啊!”他说:“想想吧你想想吧,把屈和伸这两个字想透了,咱们再往下说。”
晏老师又给我一支烟,我抓起打火机给他点上,自己也点上。他吸了一半把烟灭了,我赶紧也灭了。他嘴角含着笑,微微点头说:“小池你缺的不是悟性,是意志。”我说:“意志慢慢培养吧。”他说:“慢慢培养?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机会往往只露个尾巴给你,你那一刻没抓住,就一去不复返了。”又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舍不得屈一屈,先是聂厅长,再是施厅长,我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说出来,忍都忍不住。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好心,就会得到理解,绝无此事。当年施厅长一个想法出来,九牛拉不回。我听到不少议论,想着自己是秘书,要为领导着想,找到了适当的机会,把这层意思说了,本也是希望他的形象更高大,工作做得更好。谁知我当场就被顶到墙上。他说,那些议论都是别有用心。我从此就走下坡了。人把自己这一辈子玩完,只要一句话,一句话!文革来了,当了造反派,文革去了,一清算,这一辈子就完了。我看了几十年,就看清了一个人字。人有偏见,人永远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所以人从来不讲道理,因为他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讲道理。没有谁整你,没有谁说你一句不是,甚至一个难看的脸色都没有,可是你出了局,你完了,他不给你机会,你跑到哪里去叫屈?从来就是以柔克刚。你就是不能去设想谁天生就能代表公正,别说他是凡人,他是孔夫子都不行啊。”我说:“只是在那个份上的人最喜欢扮演公正的化身。”他说:“你说对了,但只对了一半,不是他们自己喜欢不喜欢,那是一种角色需要,你到了那个份上,你也要那么演着。”我说:“有偏见有冲动又要做出公正化身的姿态,总是双重人格,这么做着也不容易呢。”他说:“你说对了,但只对了一半。进入角色了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内心看不清楚的黑暗之处像有一把刀冲出来,横冲直撞,把自己留恋的趣味统统砍断。我说:“做个人真不容易,你想清高点,一大堆问题等在那里,你躲到哪里去?怪不得有人逃去做和尚,连跌在花园里的贾宝玉都要去做和尚,他没办法让自己与游戏规则合拍,就逃避了。”他说:“事情说复杂也复杂,一直问下去就没个尽头,哲学家挖一辈子也挖不到底。说简单也简单,该干什么干什么,山沟里的农民伯伯也明白。你说你该干什么吧。”我用手在眼前盘旋着说:“人转了多少弯,还是为了一个活字,活得好点,有自尊点,人就是这一辈子,眼前就那点东西。痛快点了结了这一辈子,就算了。”他说:“明白了一个道理,却只挂在嘴巴上,还不如不明白。你总不能像我一样办事员到老吧。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么写写是很有诗意的,真落地成了泥,谁会来闻?没人闻,香也是不香。”他的话震得我心里怦怦地响,我说:“我想着自己也应该动一动了。憋了这几年,人都憋病了,心里直发虚,人好像是悬着的。经过儿子的这次磨难,我的想法也变了。权和钱,这两个俗物,硬邦邦地挡在路上,你绕得过去?人活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靠这两个俗物啊!世上的事你看得越是清楚,就越是无可奈何。”
晏师母从房里探出头来望一眼,我马上说:“我这就走。”晏老师说:“今天跟小池谈出点味道来了。”他送我下了楼,这是头一次。外面飘着大雪,我请他回去。他抬头望着雪花飞舞若有所感说:“又一年了。”听了这话我又急得心疼,说:“不知道过去的几年是怎么过去的,都忘记了。”他说:“回去想想吧,要打倒自己心中的不倒翁,容易吗?”我说:“我已经打倒了。”我知道我已经挖了很深的洞穴,把过去的自我埋葬,这也是历史埋葬的,人拗不过时代。很多人在不觉之中就完成了这个过程,甚至连过程也没有,我却经历了这么多反抗,最后还是举起了锄头。
回到家中董柳已经睡了。我没开灯,摸到床上睡下。董柳惊醒了说:“太晚了。”我说:“下棋去了。”她说:“你还有心下棋,世界上还有这样没心的人。”赌气地一拉被子,我的身子全露在外面了。我把被子拉回来说:“其实我是跟老晏说话去了。我想换一种活法,老晏他也支持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董柳说:“早该这么想了,到今天!”又说:“我看一个人他是那个样子就还是那个样子,改也改不到哪里去,狗它改不了我不说了。”我说:“你这张嘴跟鸡屁眼一样。”又说:“这次你看我的表现。”她说:“那我们明天晚上到马厅长家去,你敢不敢去?”我说:“去干什么,又没有事,没有事怎么好去?”她说:“老晏支持你有什么用,要老马支持你才有劲呢。老晏是谁?老马是谁?”我说:“没有事总不好意思去。”她冷笑说:“这就是你的表现?我说狗它算了吧。”我下了决心说:“那我们就去。不过进那个门是要有点心理承受能力才行。”她说:“怎么没有事,别人都让你用车送我一波去医院了,你去谢谢也是应该的。送得不及时,一波还好不这么快呢。”我说:“这就跑到人家家里去?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一个借口。”她说:“你有借口还不敢去,人家连借口都没有还要钻进去,那你还有什么戏?没戏!还没开始就被别人落下了!你说要重新做人,那你是哄自己玩的,我第一个就不相信。我陪你一辈子倒没什么,我就是不甘心我一波也这么陪着。”我一听儿子的名字,马上说:“去!咱们完全去彻底去。去谢谢也是应该的,本来就该谢,不谢就太不近人情了,是不是?”这样说着我觉得有了充分的理由。会来事的人能够无中生有,我有中生有还怕什么?怕什么!
五十
天很早就黑了。昨夜下了很大的雪,积雪已经被铲到街道两边。在冷空气中,霓虹灯下晃动的人影给人一种虚飘之感。我和董柳在裕华商城买了两袋雀巢奶粉,两瓶百花牌蜂蜜,乘公共汽车去中医研究院。到了中医研究院我说:“东西进门的时候你提着,我是不提的。”她说:“到门口你给我。我太了解你了,深入骨头,还说什么重新做人呢。”我不记得哪一栋了,就要董柳提了东西站到黑暗中去,拦住一个人问了,才知道已经搬了新房子。上楼时董柳叫我先走一步,把楼道的灯都关了,她提着东西跟在后面。到门口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就扯了董柳下来。下了楼我感到一阵轻松,进门时的难堪又往后推了。我们站在一棵树下等着,一会儿看见一个男人提了东西过来,在单元门口一闪就进去了。那种一闪的动作提醒了我,我说:“我去侦察一下。”那人果然在马厅长门口停下了。我装着是楼上的住户,一直往上去,在转弯处停下,探了头看,看见沈姨开了门让那人进去了。我溜了下来,对董柳说:“我们今天回去算了。”她吃惊说:“东西都买了,回去?”我说:“你知道人家送什么,开门时里面灯光一晃,我看清了是西洋参。”我这么一说董柳就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雀巢奶粉不要说我们自己,一波也没吃过几次,现在送给别人都不够格,人和人怎么就差这么远!”我说:“还有这个蜂蜜,中老年蜂蜜,这个老字太不好听了,你把谁看成老人?还不如不送。”董柳把提袋往地上一丢说:“知道你不敢去,找出这么多话来说!”扭头就走。我追上去,快到大门口才追上,她不停,我说:“东西还丢在那边了。”她才停了,口里说:“不要了,不要了。”我跑回去,刚走到树下,那个人出来了,手中还提着那盒西洋参。我提了东西跟在后面,走了不远一个女人从黑暗闪出来,对那男人说:“东西怎么又提回来了?不成?你不会把东西丢下再出来!”男人说:“人家不吃这个。还得摸索摸索。”两人叹着气去了。这时我对马厅长又有了一种好感,人家可不是见着就捞的人!又庆幸自己没这么冒冒失失撞进去,不然提进门难,提出门更难啊!
董柳坐在车上一声不吭,把脸沉着,我心中却感到轻松。我明白这种本能的轻松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指示着一种失败的方向,我的轻松感总是指示着这个方向。我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实在是太弱了,还要面子,还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君子,还怕别人心里会怎么想。素质不行,素质不行啊!逃得了今天,明天呢?逃得了一辈子吗?挑战迟早要来的,已经拖延了太久太久了。特别是我,已经耽误了这么多年,要迎头赶上去,非得比别人用更深的心思不可。车到半路我对董柳说:“你先回去,我到刘跃进那里去看看。”把提袋递给董柳。她把头一扭,我说:“你不拿着我就提到刘跃进家里去了。”她一把扯了过去。
到了刘跃进家,他开了门见是我,说:“不速之客。”我说:“那我只好向后转了。”他把我扯进去说:“这几天昏了头了。”我看见他房里还坐了一个女孩,挺漂亮的,文静地朝我欠一欠身子。我说:“我还以为你写书昏了头呢。”他指了桌上说:“是在写,在写。”说了一会儿话我就告辞说:“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他也不留我,送我下楼。到楼下我说:“你也三十三了,就别拖了。”他说:“她是我家乡地方剧团的演员。我今年评了副教授可以调家属了,我才敢在家乡找,不然两地分居可怎么办?”我说:“你也该尝尝人生滋味了。”就走了。
出了校门离家两站路,我决定走回去。我沿着东风大街走着,一边故意地踩着路边积雪。我忽然感到世界有点陌生了,似乎在一夜之间繁华起来,无数的霓虹灯广告在冷夜中闪烁,一直往前伸延。街上的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街边行人来来往往。走过一家商店门口看见两棵圣诞树,充气的圣诞老人摆在圣诞树旁,才知道今天是平安夜。一个妈妈指着圣诞老人要小女孩叫爷爷,小女孩亲切地叫了。经过一个豪华的大门,我刚想看清楚里面是怎么回事,耳边响起了清脆的声音:“欢迎光临。”吓了我一跳,门边两位穿红色旗袍的迎宾小姐挑开门帘做出手势把我让进去。我转身就走,口里说:“欢迎光临,我还以为你们说造反有理呢。”退下来才知道是金箭夜总会,新开张的。快到随园宾馆了,一个影子闪到我面前,我身子一让,是个姑娘。她看了我的动作笑了说:“先生,休息吗?”我说:“休息?休息什么?”她有点羞涩地笑一笑说:“休息我。”我吃了一惊说:“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中国。”她说:“先生放松一下吧,中国改革开放都这么多年了,男人也应该开放一下自己呀。”我说:“不不。”她说:“Why not(为什么不)?”她居然冒出一句英语,我马上想着她可能跟外国人打过交道,我说:“我家里有人,有人。”她说:“换换口味吧,别人我还看不上呢。”我拍拍衣服说:“忘记带钱了,下次吧,下次。”她就退了下去,对旁边另一个女孩说:“我说了不像个打鸡的,你还要我去。”到随园宾馆门口,很多少男少女围在那里,每人手中拿着一个本子。我问了一个女孩,才知道是某歌星今晚在这里下榻,没买到票的崇拜者正等着他演出归来。我没听说过那个名字,又问了一遍,女孩奇怪地望着我,好像在看一个外星人。
城市的空气中散发着一种气息,令人微醺的气息。在不知不觉之中,它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人。当你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征服而想反抗的时候,却失去了反抗的理由。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平和却不可逆转地展开着,展开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瓦解性极强的力量,使一切深刻性都变得苍白,甚至滑稽。最深刻的思索也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因此最简单的事实有着最深刻的内涵。我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比堂吉诃德还不如。堂先生把滑稽当神圣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不合潮流,而我意识到了却还是不合潮流,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不合潮流。的确,潮流不是从天上凭空流下来的,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原因,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历史的依据,一个人不可能凭着匹夫之勇去对抗这种必然性,对抗历史。这是宿命,是那些还愿意相信和坚守一点什么的人最大的悲哀,他们甚至不能给自己找到一种依据,一种理由。他们等啊等啊,终于渐渐地明白了时间的后面唯一的真实就是虚无,可是还在等啊等啊等啊。我并不傻,我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希望并不存在。我想了这么多年才明白了这点道理。这很残酷,可又很真实,我想了这么多年才看清了这点真实。世界永远是世界,人永远是人。我不能再抱有幻想,那一天是不会到来的。看清了这点真实,我感到了轻松,如释重负。
在默想中我猛然发现转向家中的路口早已过了,就往回走。这时听到一阵钟声,是若斯教堂在敲钟。我在前面一个路口向西转,走到教堂去看平安夜的场面。我在大门口停下来,看到里面人并不多,都是中老年人。我走到后排坐下,台上是耶稣像,在烛光中不甚分明。弥撒已经结束,教徒们在传递着一只盘子,上面是一杯红酒,一块面包,那就是耶稣的血和肉了。教徒们把嘴唇在酒杯上碰一下,象征性地领受了主的恩泽。当钟声又敲起来的时候,我感到那声音中有着一种磁性的力量,那是一种呼吁,一种召唤,一种对人生的理解。这时我意识到了用无神论来证明宗教的虚妄,是没有最后的说服力的,人们需要归宿,需要终极,需要最后的依据。如果人间没有,就在天国创造出来。上帝的问题其实是人间的问题,永恒的问题其实是现实的问题。这些人虚构了自己的上帝,就像我虚构了天下千秋一样,孔子实际上是一位教主。这时我注意到教徒中有一位男青年,唯一的青年。我正揣摩着是什么力量将他召唤到了这里,他站了起来,马上有人扶住了他,是一个瘸子。我明白了。宗教是弱者的安慰,是走投无路中的道路。而且,人总是要死去的,宗教是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因此,神圣性不是从上帝开始的,而是从人们对上帝的需要开始的,人们需要一个神话。可我还是宁可忍受没有终极的沉重与虚无,而不愿为自己虚设终极,我可悲地失去了欺骗自己的能力。哲人说,有了死亡,人们向往的一切东西,名声,金钱,都成了渺小的事情。这曾是我在清贫中的安慰。这实在太不对了,正因为有了死亡,那一切才如此重要甚至神圣,否则人们可以无限等待。我们是时间之中的小人物,在这之前或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这时有个教徒注意到了我,向牧师说了什么,牧师就向我走来。虽然披着法衣,但他走路的步态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上帝的使者不能这样走路。法衣把人的步态遮住了,但这仍然是一个人。我马上站了起来,跑了出去。跑到街口我回过头望着教堂,十字架在微光中耸立着,指向天空。可是,在它的后面,新开张的立华商厦耸入云天,灯光从下面一直打上去,将大厦笼罩在金黄的光辉之中。我忍不住闭上了眼,这种景像在我心中变成了一幅剪影。
大街上人声鼎沸。我马上明白教堂中的人为什么那么少了。我回到了那种微醺的气息之中,感到了置身于这种气息之中的自在。身边不时走过描眉抹粉的姑娘,我对她们也没有了反感,她们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理解幸福,而且,我跟她们的差别,也并不像过去设想的那么大。我觉得自己看透了世界,没有来世,没有终极,没有时间后面的本质,因此没有牺牲的理由。难道自己的骨灰对世界会有一种期待?时间之中的历史因素是无法抗拒的,展开着的市场不承认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需要一个神话,但这个神话却被永远地击碎了。于是,自己就是终极,就是唯一的意义之源。过程与终极已经合流,这是破译,这是底牌,这是真相,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觉醒,也是最大的悲哀。我想,生存成为生存的唯一依据,这太可怜也太可悲了。人不是猪狗,人需要到自我生存之外去寻找活着的依据。可今天,当人们把自己当做意义之源,他就切断了自己通向无限的可能性。醒了的人是可悲的,他承受着残忍的悲哀,横下心剪断了对世界的任何念想,舍弃了道义人格和良知,顺从了可亲可近可悲可鄙的现世主义。我曾认为如果一个人只凭生活经验活着,那他一定是个狭隘的人,只看见自己的人。世界上一定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从神秘的虚无之中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无法驾驭,也无法证实无法描述,却是那样确凿地存在。这是更高的真实。这个真实不是上帝,而是内心那种无法说明的冲动和渴望。这种声音只有少数人能够听到,并受到感召,使他有抗拒生活经验的力量。那些圣人们,就是一些抗拒者。我仍崇拜他们,但我再也不能跟着他们走下去了。对世界我无能为力,我有权利放弃,我只能如此。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是我的理由,也是我的解脱,我感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那些猪人,还有狗人,其实是聪明的人,幸福的人啊。人这一辈子,最现实的就是鼻子底下的那一点点东西,人其实就是这么可怜,可悲。但只有在可怜可悲之中,才可能与现实发生有效联系,才可能萌生出一点点希望的萌芽。
五十一
我发誓要重新做人,把过去的自己杀死。决心很大,做起来可不容易。
目标已经确定,第一步就是要在厅里占到一个位子。世界这么大,无限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只剩下这么一点。哪怕是只为了儿子吧,眼前即使是一潭臭水,也要跳下去扑腾一番。过去设想自己站在一座山峰上,俯瞰山脚下名利场中那些可怜可悲可笑可鄙的人在蠕动,蛆一般地蠕动。当自己终于决定了要进入的时候,才感到这种蠕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对董柳说:“这雀巢奶粉,就自己吃了?”董柳说:“我想好了,给丁处长送去。”我还以为她说的是她们医院哪个处长,她手往那边一指,才知道说的是丁小槐。送给谁我咬咬牙也上门去了,去拜丁小槐的码头,这太伤我的心了。我说:“那你今天晚上给宋娜送去,就说谢谢丁小槐那个电话。”董柳望着我嘲笑地说:“就把我推到第一线?”要不是我心怀着鬼胎,哪怕是丁小槐,去谢谢他也是应该的,可现在生怕才进了门,就被别人把五脏六腑看了个透。我想起了自己的誓言,连声说:“我去,一起去,坚决去,完全去,彻底去。”别人无生中有还会来事,我有一个由头在这里没勇气来事吗?答应下来了晚饭吃得不痛快,心中拧了一个结。我对自己说:“还能把自己看得那么金贵吗?要把自己看小,看小,像粪坑里的一条蛆。你一条蛆你还想有尊严?”这种想象太恶心,也太残忍,可我还是不放过自己,逼着自己反复想了好几遍,盯着那种蠕动的样子,不让自己逃开。这样想着,饭嚼在嘴里都要吐出来了,又强迫自己吞了下去。可这样想了还是没有冲开心中那个结。吃完饭董柳在洗碗,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心里忽地冲出一句话来:“老子毙了你!”我马上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意义,就站住了,身体中似乎被冲开一条透明的通道,从头到脚。我把右手缓缓举了起来,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一把虚幻的枪,左手贴近了,做了一个上子弹的动作,食指又弯了弯,体会着扳动扳机的感觉,然后顶着自己的太阳穴,心里说:“老子以儿子的名义毙了你,你还没死!”马上感到了窒息的紧张,像有一把真枪逼住了自己,心跳也加快了。我对这种效果感到满意,把手放了下来。去的时候董柳想把蜂蜜拿出来,我说:“一起送去,丁小槐他娘不是老人吗?”就带一波去了。走在路上我说:“人他妈的总是很庸俗地存在,连美国总统竞选时都说自己好,别人不好,他竟敢在电视里对全国人民这么说。连他在电视上都敢说,我脸皮要那么薄干什么?”走到楼下我想千万别被晏老师看见了,我从来没送过什么给他呢,就加快了步伐。上了五楼,我用左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想象着给自己戴上了面具,右手又比划出那把枪,在太阳穴上戳了一下。董柳奇怪地望着我说:“干什么,神经病一样。”我说:“干什么?就干那个什么。”董柳敲了门,我对自己说:“你就是来谢谢人家的,难道他还潜入到你心里来搞侦察?”我心里镇静了一点,手中提着东西,心中幻想着那把枪正顶着自己的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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